我的故乡情

我离开湖南老家三十多年了，其间，回去了四次。这四次我都是清明节期间回去的，目的是看望故乡，给长辈扫墓。我为什么每隔几年要回去一次？这就是我的故乡情的缘故！

去年清明节我回了一趟老家，今年就没有准备回去了。前两天，我心里闷得慌，可能又是清明节要到了的缘故吧？昨天，我跟我夫人说：“夫人，这两天我心里闷得慌，明天，后天是星期六、星期天了，正好又是清明节，我想到缙云山上去踏踏青，好吗？”夫人懂得我的心思“又想家了”，满口答应了我的要求。

星期六，夫人上完上午班后，我俩搭乘下午的班车，上了缙云山，住在山上贺龙纪念碑旁的一家“农家乐”里。

“农家乐”不大，但很干净、清静。房屋四周全是树木，竹林。春笋一个劲地往地上长，树枝上的嫩绿，尺把来长，给人一种春的感觉。

可能是想家的缘故吧，那天晚上，我翻来覆去，就是睡不着。躺着实在难受，半夜两点，我穿好衣服，独自一人到凉台上散心。

那天晚上九点，天上群星灿烂，天气很好。但是到了半夜两点，外面漆黑一团，除了阵阵晚风外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
我站在凉台上，静静地听着风的声音……

风时大时小，有时剧烈地刮，有时轻轻地吹。它剧烈地刮的时候，像大河奔流，像万马奔腾；它轻轻地吹，细细地刮的时候，又像小溪，还像细流，更像那年迈的父母抚摸着刚刚归来的儿女脸庞的双手。

我独自一人站在凉台上，任凭它吹，任凭它刮。慢慢地，我感受到了，体会到了……

一九六二年至一九七三年，是我的青少年时期，也是我最痛苦、最艰难、最无奈的时期。一九六二年以前，我的家庭是很美满的，我的童年是很幸福的。父亲是党的干部，母亲在农村务农，哥哥、姐姐，有的在外面工作，有的在读大学，有的在读中学。只有我最小，由老祖母带着，在农村过着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的生活。但是从一九六二年开始，我家开始衰落，我从此过上十年最痛苦、最艰难的生活，直到一九七三年下半年，我参军离开老家，才又开始新的生活。

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，是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。在那饥馑的年月里，我家的生活也非常艰苦。那时，父母为了我们兄弟姐妹的成长，他们的生活更苦。记得我长大后常有人跟我说，那几年我父母他们常常一年到头没吃有过大米，吃的全是红薯、杂粮。别人问他们“你们为什么一日三餐吃的全是红薯、杂粮呀？要注意身体哟！”父母亲回答：“我们不喜欢吃大米。”但知道事情真相的人心里明白，他们是把大米省下来给我们吃了。一九六0年底到一九六一年初，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三年自然灾害中最难熬的日子。荒时暴月，青黄不接，大米没有了，红薯没有了，连干红薯藤也没有了…… 。为了活命，父母亲上山采蕨根来充饥。他们把蕨根粉碎后做成粑吃。这种蕨粑很难吃，吃过后又不消化，人很难受。我记得我吃过一餐后再也不愿吃第二餐了。父母亲没有办法，为了我能活下来，他们把蕨根磨成浆，过滤沉淀后，我吃粉，他们吃渣。母亲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生病的。一九六二年初，母亲病得很重了，哥哥从清华大学请假回来探望母亲，姐姐从成都请假带着小孩回来探望母亲。哥哥、姐姐假满回单位的时候，没有路费了，父母无奈之下又只好将本不宽敞的房子卖掉二间，给哥哥、姐姐作返程路费。哥哥、姐姐走后不久母亲就病逝了。那年我8岁，我从此开始了十年苦难的生活。

我小时候，主要还是由老祖母带着，母亲对我并不十分操心。她最牵挂的是我的小姐姐。小姐姐那年17岁，正在读中学。母亲在弥留之际曾嘱咐我父亲，说她最担心的是我的小姐姐，要我父亲在她去世后给我的小姐姐找个好婆家嫁了。父亲没有辜负母亲的嘱托，在办理完母亲的丧事后不久，就给小姐姐选了一户人家，将小姐姐出嫁了。小姐姐出嫁那天，全家人家哭得死去活来，姐夫一家虽好，但小姐姐毕竟只有17岁，还是一个小孩。如果家境好，怎么会忍心？一九八O年我第一次回湖南探亲。我那次回湖南探亲是临时决定的，事先没有告诉姐姐。我到达姐姐家时，姐姐不在家。那天，天下着雨，姐姐戴着一个斗笠，背着一件簑衣，提着一个竹篮在她家后的大山上摘茶叶。我站在姐姐家的房子后面等姐姐。当姐姐得知我已经到了她家时，她不顾山高坡陡路滑飞快地往家跑。边跑边喊:“我的弟弟回来啦，我的弟弟回来啦！”随着姐姐飞快的脚步由远而近我的眼泪哗哗地往下流。当姐姐到达我跟前时，我什么也看不见了，什么也说不出来了。那次，在与姐姐相见的两天时间里，我的眼泪没有干过。现在每当我想起此事，总是控制不住自己，总会泪水长流。

小姐姐出嫁后没有多久，可能是遭受了一连串的打击，也可能是那几年家庭生活不好，父亲得病了。父亲得的是癌症，很快就不行了。父亲离家去长沙治病的情景我现在还记忆忧新。那是我满十岁后不久的一天。我十岁生日，父亲看得很重，那时他虽然已经生病，但还是把亲友请来庆贺了一番。我是农历8月29日过的生日，父亲大约是农历十月中旬去的长沙。父亲走时，我不在家。那天早上，我一个人很早就到离家较远的一座山上挖红薯去了。我记得那天天气很冷，一双小手冻得像红萝卜一样，手拿着红薯手指冻得发痛。我一个人在红薯地里，北风不停地吹，乌鸦不停地叫。当时我想，“怎么了？”当时，我又冷又怕，但想到生病的父亲和年事以高的祖母，只好壮着胆子，硬是挖满了一担红薯才回家。回到家里，祖母告诉我：县上送父亲到长沙治病去了。父亲走时没有看到我，不想走，是县委封书记劝走的。县委书记劝我父亲时说：“老肖，你放心去吧。你如果有什么不幸，组织上一定给你把小孩抚养大。”祖母还告诉我：父亲是抬着走的，走时，一步一回头。听了祖母的叙说，我“哇”地一声哭了起来。我站在院子的大门口，望着父亲离去的方向，我站了半天。父亲一步一回头，步步牵着我的心。

父亲到长沙治病没几天就病逝了，噩耗传来，大厦好像垮了似的，一个好好的家庭，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垮了。那一年我祖母74岁，我刚满10岁。

老天无情，让我从小受苦受难。老祖母见我从小失去父母，孤苦伶仃，只好挺起腰杆，将我抚养。她待我似宝贝，将全部的关爱倾注在我的身上。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○年，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，当时承诺我父亲说要抚养我的县委领导都被打倒了，很少有人来关照我们了。我们生产队每年分给我和祖母600斤稻谷。600斤稻谷碾成大米只有400来斤。在副食品相当匮乏的当时，生活是非常艰难的。尤其是我，当时正值青春年少，正是要吃饱饭的时候，缺少粮食对我影响非常大。记得我上高中一年级时，有一天在学校里因饥饿晕倒了。祖母非常担心，着急。为了尽量让我吃饱肚子，她在70多岁高龄的时候又像我父亲那样，天天吃红薯、米糠度日，省下粮食来给我吃。她为了让我不至于饿肚子，在80多岁的时候还下地干活，种点吃的来，补贴生活。祖母就是在她83岁那年下地干活不慎摔了一跤生病无钱医治而去世的。祖母病重时，我们村的赤脚医生告诉我，说我祖母的体质很好，如果送医院治疗还可以多活几年。送祖母进医院治疗，我唯一的办法是卖房子。祖母坚决不允许我卖房子。她说：“卖了房子你以后到哪里去住？你以后如何成家？”祖母病逝后，赤脚医生的话像一把悬在我心口上的利剑，时时刺向我的心，刺得我疼痛难忍。我愧对我的祖母！我湖南老家的房子现在还在。我离开湖南后，常常有人要我把房子卖了，但我就是没有卖。我想：房子是我父母用汗水挣来的，是我祖母用命保留下来的，它是我的精神依托，我的根。我准备，只要我活着，它永远是我家的房子。

更令我难忘的是我读中学的那几年。学校离我家距离较远，每个星期只有星期六才能回家。每到星期六下午，祖母总是早早地将饭做好，然后到院子的大门口等我。等着了，高兴地把我接回家，把热饭热菜端到我跟前，然后坐到一旁，仔细地看我吃饭。当我吃得很多时，她很高兴。当我一旦少吃一点，她立刻站起来，怎么了？是不是不舒服，还是饭菜不好？要不要另外给做点什么？生怕把我饿了似的。

长辈对我的关爱，是一种真挚的爱，是一种中华民族最无私、最伟大、最神圣的爱！就是缘于这种爱，几十年了，我依然深深地爱着我的老家。

祖母是一九七一年病逝的。一年多后，我参军离开了老家。离家时，我到祖母、父母亲的坟上去拜别了他们。我跟他们说：“祖母、父亲、母亲，我要参军去了，不管我走到哪里，我永远会想着你们，记着你们，一定会经常回来拜祭你们！”

树高千尺离不开根！

故乡永远是我心中的家！

一九七九年自卫还击战争中我的那些往事

一：打仗上前线

二：木棉花

三：给我做手术的医生

四：我的一位战友

五：一挺机关枪

六：我们的队伍里也有怕死的人

七：一位越南妇女

八：一个越南小孩

九：一个越南老头

十：我们部队医院里的一位小护士。

一：打仗上前线

一九七五年金边、万象、西贡解放后，我们在印度支那有了三个小兄弟。

在这三个小兄弟中，河内的实力最强，那时候它有百万大军，号称世界上第四军事大国。

军事力量增强了，自然就有了野心，想当地区霸主，独霸东南亚，做太上皇。

实事求是讲，当时的金边领导人还是有骨气的，它不屈服于霸主的压力，敢于独立，敢于反抗。

正因为一个想当霸主，一个不断反抗，两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，到一九七八年，两国真的打起仗来了。

一九七八年，我长期在广东去出差。十月份我回到部队后，从报纸上看到，金边和河内的仗打的很激烈。

金边是我国扶持起来的政权，它亲近我国，和我国友好。河内原本是我们的同志加兄弟，十分友好，它和金边开战后，渐渐与我们疏远了起来。后来印度支那分成了两派，金边与我国友好，河内与北边相好。

一九七八年十一月，我到贵州出差，十二月十三日从贵州回到部队。回到部队后，听说河内在我国边境上闹事，搞摩擦，两国关系很紧张。

我们是汽车兵，按照惯例，车辆回到部队后要进行例行保养。

十二月十四日上午，我们在车场对车辆进行检修时，大约中午11：00，通信员跑来通知我，要我和指导员立即赶到部队司令部开会。

我和指导员赶到司令部后，部队部队长和政委正在焦急地等待我俩。我俩到会后，部队长马上宣布开会，命令我俩准备一个车队，在15号早上送一批人员上边境。

会散后，我俩立即赶回了车队。边走边商量，快速决策，迅速组织起了一支送人员上边境的车队。

那天，部队长交待我们是送人员上边境的，并没有说是去打仗的，我们只做了送人的准备，并没有做打仗的准备。

十四号晚饭后，我们正准备洗澡休息，通信员叫我接电话。电话又是部队长打来的，命令我们马上装车，零点出发。

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早上零点，我们准时从部队出发，送人上边境。

那天，我们历时24个小时，行程600多公里，于12月16日早上零点准时到达指定地点。

我们到达指定地点后，立即给军区首长和部队首长发了电报，报告了我们的情况。军区首长对我们进行了通报嘉奖。

经过一天一夜的长途行车，我们都很累了，准备休息。

正在我们支起帐篷，摊开铺盖，准备休息的时候，军区越过我们部队直接给我们下达了命令，要我们立即赶去火车站帮助后续部队卸车。

那一道命令，我们一干就是20来天。没有白天，没有晚上。困了，在驾驶室里睡上一会儿。饿了，就是干粮，面包。20来天，我们每人瘦了20来斤。

部队全部到位后，我们从广播里听到了金边陷落的消息。

金边陷落后，部队的声音一边倒，战士们群情激昂：“声援小弟弟，打到河内去”！

紧接着，我们的老人家去了美国，到美国访问。我们天天围绕着收音机，听从美国传来的消息，焦急地等待着打的命令。

老人家到美国访问，是去做国际友人的工作的。那时候，河内跟北边搞得火热，我们的压力还是很大的。

老人家回来后，我们的工作任务主要是抓紧补充战斗人员，训练，过春节。

一九七五年，部队整编，人员缺编严重，一个班最多5-6人,我们到达边境后，明显感到兵力不足。

为了迅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，部队采取了二条措施： 一是从其它不参战的部队抽调了一批老兵，二是从地方上征集了一批新兵。

我们的一个友邻部队那年就是从我的老家湖南省新邵县征集的新兵。在那场战争中，我们县牺牲的人很多，连我也多次被人误传牺牲了，脚被打断了。

春节过完没有多久，上级下达了作战命令，战斗打响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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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：木棉花

花，对我来说，情有独钟。

中年以后，我更喜欢的是木棉花。

我喜欢木棉花的原因，是缘于我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那场保卫祖国西南边疆的战争。

一九七九年二、三月，我参加了那场战争。在那场战争中，我们有许多好同志、好战友，为了祖国的安宁，为了人民的幸福，献出了年轻而又宝贵的生命，用汗、用血，书写了曲曲英雄赞歌，他们的光辉形象如木棉红花，永存我心中。

在那场战争中我有一位好战友的弟弟牺牲了，当时的情景，我仍记忆犹新。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早上4点，战斗打响了。早上6点，通信员来报告，战友的弟弟牺牲了。亲兄弟生离死别是相当痛苦的。战友听到消息后，悄悄地跑到一边，抱着一棵大树抽泣起来。看到他伤心的模样，我悄悄地跟了过去。战友抱着的那棵树，是一棵木棉树。木棉树高大粗壮，树冠上正盛开着大朵大朵鲜红的木棉花。我安慰战友说：“伙计，别这样，既然是战争，就不可能没有牺牲。今天牺牲的是你弟弟，明天牺牲的又是谁呢？只要我们是为了祖国，不管是谁牺牲了，都是光荣的事，祖国一定不会忘记我们的。”战友听了我的劝慰后，拿起枪，无声无息地回到了自己的战斗岗位。战友离开后，我用手轻轻地拍了拍那棵木棉树，我对它深情地说：“木棉树，记着了吧，我们都是祖国的好儿女。”木棉树好像理解人意似的，当我用泪眼再看它时，它的花儿更红了。

一九七九年三月，我们胜利凯旋。祖国人民为了欢迎凯旋归来的英雄儿女，用松柏、用木棉花，扎成一座座的凯旋门。在生与死考验的日子里，我们是多么地想念祖国啊！当我们一踏进凯旋门的时候，我们沸腾了，“祖国啊！我们回来了，您忠诚的儿女回来了！”

自从那次战争后，我在广西又工作了几年。每当木棉花盛开的时候。我总是要去看看，木棉花成了我心中永不调谢的英雄花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，根据组织的安排，我离开了那令我无限牵挂、无限思念、又无限自豪的地方，转业来到了重庆。重庆与广西的地理位置不同，这里没有了高大的木棉树，也就没有了那念念难忘的木棉花。但是每到了木棉花花开的季节，我的心总感到十分惆怅，我总是要面对南方，轻声念叨，寄托我无限的思念与祝愿。

今天又是木棉花盛开的日子了，我的心又激动起来了。我深情地祝愿：烈士们永远安息，祖国永远富强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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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：给我做手术的医生

一九七六年，我到一所部队医院做阑尾切除手术，主刀医师是一位像电影<<地道战>>里李向阳一样高大、英俊的外科医生。

军医亲切、热情，工作认真负责，技术娴熟。

记得那天我到医院时，医院已经过了吃中午饭的时间。他接待我后，立即招呼人给我到食堂打饭，安排住宿，使我感觉到了医院的温暖。

阑尾手术时，要提前一天做好手术前的准备工作，将切口处的汗毛刮理干净。那天，医生有点事情外去了，委托一位护士给我做准备。护士是新任命的，有点不好意思, 准备工作不达标。医生回来很晚了。他回来后，担心准备工作没有做好，影响第二天的手术，又亲自来给我作检查。当他发现准备工作没有彻底时，又仔细地给我重做了一次。

“文革”时期，外科手术流行“针刺麻醉”，就是不打麻药，给病人的一些穴位扦上银针，用针刺来止疼痛。医生为了消除我的恐惧感，带我看“针刺麻醉”科教片，给我讲解“针刺麻醉”的知识。手术时，一刀一线，尽量轻点，尽量减轻我的疼痛。手术后，他一天看我几次，问这，问那。

在医院的那段日子里，他像兄长一样，我的感觉就是那么地亲切。

一九七九年二月初，我们在前方的同志去野战医院验血。部队有个规定，凡是参战的同志，都必须到医院验个血，将血型写到领章背面，为的是受伤时便于救治。在医院里，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，几年了，没有变，是他。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，他也紧紧地握住我的手：“你们上来了?”“你们上来了?”根据上级的指示，他们医院组织了一个野战医疗队，他随医疗队上来了。

宣布作战命令的那天，我们请他来给我们上了一堂伤员救治课。他深入浅出，循循善诱，教会了我们如何自救和如何救护伤员。

开战后，我们在各个战场上设置了许多工兵器材临时堆放点。每个堆放点都堆放了上百吨的爆炸物资。爆破筒、反坦克地雷、反步兵地雷、TNT烈性炸药、雷管、应有尽有。每一个爆破筒，每一个地雷，都有巨大的能量。一根雷管，像7号电池那么大小，它的破坏力是800公斤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们引爆一个反坦克地雷，本来我离爆炸地点有远，有几百米远，地雷爆炸时，我正在和别人说话，没有在意，地雷爆炸的冲击波，一般热浪，差点把我冲倒。

这些物质，如果是平时，它肯定是进入了地下的。战时，随时随地要，部队只好随地临时堆放，派兵把守。

医生所在的那个野战医疗队就驻扎在我们的一个临时物资堆放点旁，离我们的堆放点不远。

我不在那个点上，而是在另外的一个点上。

我们的那个堆放点被敌人的特工队发现了，敌人准备干掉我们的那个点。

如果我们的那个点真的被干掉了，那一块地方肯定是被夷为平地了的。

我记得一九七五年有一个传说，一个工兵基地爆炸，方圆十五平方公里内没有了人烟。

那天晚上，敌人来了许多特工。

我们堆放点上的守卫部队知道责任重大，他们都不敢乱动，堆放点守卫严密。

敌人无法下手。

敌人去了旁边的医疗队。敌人去医疗队的目的是二个，一是顺手捞一把，干掉医疗队。二是想调动我们堆放点上的守卫部队，再回来炸掉我们的堆放点。

敌人和我们打起了游击战争。

游击战术本来是我方的特长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，在毛主席的领导下，它发展了起来，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。

敌人学到手后，经过几十年的抗法和抗美斗争，又有长足的发展，运用起来比我们还熟练，还得心应手。

那天晚上有点小雨，没有月亮，天很黑。敌人到医疗队后，左一枪，右一枪，并高声大喊:“xx特工队来啦。”

医疗队里多半是医生，护士，只有少量警卫战士。这些医生、护士，他们是救人的，不是打仗的。他们不会弄枪，没有打仗常识。

一听到敌人的特工队来了，那些医生，护士乱作一团，吓得到处乱跑.，黑暗中分不清你我。一阵乱枪后，没有多久的时间，医疗队就没有了动静。

天亮后，部队清点人员，医疗队大部分的人员牺牲了。

我听到消息后，到处打听那位医生的下落。没有了消息，从此，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。

我听到消息的那天，心里一直在默默地祷告：好人平安！好人平安！好人平安！！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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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：我的一位战友

一九七九年三月，自卫还击战争胜利后我们凯旋。

部队班师后我们对参战人员进行了清点，发现有一位战士下落不明。

人到哪里去了？

部队开战时，我们分派了一部分人员到各个工兵团。他属于分派人员。我们派专人去他去的那个工兵团调查，没有。我们还去查找了各个野战医院，查看了各个参战部队牺牲人员名单，都没有。

人到底到哪里去了?

人没有了下落，那是不行的，我们只有找。

三月份我们找了一个月，没有找到。领导交代我们, 三月份找不到四月份接着找。

时间到了四月底，人还是没有找到，没有办法，我们只好给他按失踪人员办理后事。

五月中旬，我们将他所有后事的手续办好了，正准备派人去他的家乡，通知地方政府和他的家人。

这时候他回来了。

人，骨瘦如柴。人的脸，没有一点血色。人的精神，疲惫不堪。

他抱着我们，痛哭流涕。

他给我们讲述了他掉队的经过。

开战时，他根据我们的安排，来到了他所要去的部队，部队又将他安排到了一个工兵连。

工兵连负责一大片阵地前的排雷开路任务。

工兵连使用的排雷器材，都是“文革”时期制造的器材，质量不好，他们的排雷速度进展非常缓慢。

总攻的时间就要到了，总攻很快就要开始了，可是他们负责的那块土地上的地雷还有许多没有排除干净。

地雷没有排除干净，意味着步兵将付出很大的代价，也有可能影响到整个战斗的胜利。

连长急了。他命令全连所有的人员，不管是干部还是战士，不管是排雷人员还是后勤人员，每人踩一条路，冲上去。

命大的，冲过去了。命小的，那也没有办法，谁叫他是工兵呢？是工兵就是为大部队开路的。

他冲上去后，步兵也跟着上来了，混乱中他与自己的连队冲散了。

战斗中，部队一旦打散，很难回归建制。更何况他是去连队协助作战斗的，连队许多人他还不认识。

他没有再回到他所在的连队，他跟着步兵一起走了。

仗，越打越激烈，部队越走离边境越远。

十几天后，他不知道部队到哪里了。

一天晚上，部队长途奔袭，敌方的土地上，林多草深，道路崎岖，他一脚踩虚，从一个坡坎上摔了下去，当时就昏了过去。

等他醒过来时，周围没有了人影，部队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

他知道，他掉队了。他也知道，他已经掉在了敌人的地盘上。

在敌人的地盘上掉队意味着什么？他是知道，他着急了。

天亮后，他仔细地观察了地形。远去有村子。他知道那是敌人的村子，是敌人的村子是不能进的，他不敢靠近。他只有白天躲着，晚上再出来弄点吃的。

他命不该绝，山上有吃的。山上芭蕉，木薯，甘蕉，野果很多，吃饱肚子没有问题。只是在敌人的地盘上不敢生火，煮熟，只能吃生的。

一连几天吃生食，肚子遭不住了。他觉得这样呆下去，不是办法，他得想办法脱离困境。

他试探着去接近村庄。

他还没有进入村庄，就被敌方的人员发现了，敌方的人员追着要抓他。

他不顾命地逃跑，逃脱了敌人的抓捕。

从那天开始，他再也不敢接近村庄了，看见有人，他只有远远地躲着。

他接二连三地摆不脱困境，但心里还是想着祖国。他觉得只要活着，就要想办法回到自己的国家去。

他白天不敢走，就晚上走。晚上走危险也大。一是分不清方向，二是常摔跤，三是常碰到野兽。

开始一段时间，他摔得遍体鳞伤，有几个晚上，转来转去，就是在原地打转。

多次失败后，他吸取了教训，看着北斗星，向着北方走。

还是有问题，遇到下雨天或者过河，看不见北斗星，分不清方向，常常要出差错。

他后来是遇到下雨天就干脆不走，遇到过河，先看准了目标再过河。

他就照着这样的样子，走了一个时期。

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走了多久了，多远了。

他所看到的村庄，到处一样。同样的村庄，他还是不敢靠近。中越边境上的村子，双方差不多，外地人是分不清的。他也分不清哪是我们的国土，哪是敌方的国土。

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了，他的身体慢慢地不行了，他就爬。他觉得爬也要爬回去，他不愿意死在别人的土地上。

有一天，他终于不行了，倒在了地上。

是一个边民救了他。

等他醒来时，他已躺在了我们的野战医院里。原来他倒下去的地方，就是我们的国土，只是由于他不敢接近村庄，不敢接触人，还误认为还是在别人的土地上。

他归队后，部队给他入了党，立了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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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：一挺机关枪

我们攻克谅山后，根据上级的指示，准备撤军。

撤军时，我们对他们的军事设施进行了尽可能地摧毁。

抗美援越时，为了抵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，我们援助他们在他们的北方修建了大量的军事设施。

西贡解放后，他们将这些军事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。

那场战争开战时，他们利用那些设施来对抗我们，给我方造成了很大的损失。

我们撤军时，为了消除后患，对那些设施进行了炸毁。

那些设施都是由我们工兵来进行炸毁的。在炸毁那些设施时，我们的工兵都进行了认真的计算，炸药安多少？安到哪里？都恰到好处，不多不少。我们把那些设施都炸成了要垮不垮，要烂不烂的废物。

要垮不垮，要烂不烂，想用用不了，不用占地方，想拆除又费事。

我方的行动激起了他们的激烈反抗，到后来敌方专门挑我们工兵的汽车打。

我们工兵的车辆有一个专门的字符，部队的人是知道的，凡是有那个字符的车辆，就是我们的车辆。

敌人认出了我们的字符，凡是有这种字符的车辆他们就打，见一辆，打一辆，往死里打。

有一天，我们的炸药没有了，派出一个车队回国取弹药，其中一台嘎斯51车途中出了点故障，掉队了。

车子修好后，它只好单独走，在过一块开阔地时，遭到了敌人的伏击，司机当时就死了。

我们无法将车辆拖下来，是步兵老大哥帮忙把它拖下来的。

车子拖下来一看，发动机都打烂了，司机死在驾驶室里，驾驶室全是血。

他们说是机枪打的。

汽车的气缸体是铸铁制造的，气缸体都打烂了，我认为应该是重机枪以上的火器打的。

我曾经打靶时，打过一种重机枪，型号我记不清了，我只记得，射击要三个人操作，射击距离，手枪是50米，冲锋枪、步枪是100米，它是1000米。它还可以打飞机，它的子弹比步枪子弹大。

我相信就是那种武器打的。

只有那种武器才能打得烂铸铁。

真残忍!

后来，我们撤军后，据说他们的主要领导人到谅山大哭了一场，并且用脚狠狠地跺了三脚：“誓报此仇！”

再后来，又听说我方边境上的一个小镇遭到了他们的疯狂报复，他们向我方发射击了一万发炮弹，把我们那个小镇炸了一个底朝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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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：我们的队伍里也有怕死的人.

打仗，的确有怕死的人。

我有一位战友，他就怕死的人。

他是我的老乡，一九七五年的兵。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部队开赴边境时，他在另外一个部队当班长。部队到达边境后，他们驻扎在一个华侨的农场里。农场有点大，好像有几万人，周围全是侨胞。

这些华侨全部是从越南回来的。一九七七年、一九七八年、中越两国关系开始恶化，越南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，将华人驱赶出越南。当时听说从越南回国的华侨有二十万之众。

这些归侨，少部分回了老家。大部分人无家可归，由政府在边境上给他们划拨土地，安置他们，名曰“华侨农场”。

被驱赶回来的华侨都很苦，不管原先有没有钱，经过驱赶后,都成了穷光蛋了。

记得有一天，我在广西崇左县城的一条街上看到一个年轻妇女在出卖旧衣服。那女的大约20来岁，穿着简单，脸色憔悴，但长相非常漂亮，像仙女一样。当时我想，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也有这样美丽的美女？有人告诉我，她是归侨，父母病逝，家人在被驱赶中失散，孤身一人回到祖国，现在生活困难，只好把旧衣服拿来卖了，换点钱用。

“哦”，真可怜，如果不是战争，这样美丽的美女，怎么会落到这般地步？

归侨中绝大多数人是好人，是爱国的。

但是，其中也有不少是特工，是来搞破败的。这些特工趁大批华侨被驱赶回国时，混了进来。

他们来到我们国内后到处搞破坏，搞情报。那时候，我们驻扎的农场，白天是我们的天下，晚上是他们的天下，一到晚上，到处有枪声。

我们驻扎下来后，我的那位老乡听说要打仗，就害怕了。

一天晚上，他站岗，突然，农场里响起了枪声。他听到枪，就害怕了，拿起冲锋枪，给自己屁股上就是一枪，然后向四周一阵扫射，并高声大喊：“××特工来啦！××特工来啦！”

他们部队的参谋长和作战股长迅速跑了去，一看，是自伤，立即把他抓了起来。

自伤和他伤的伤口是不一样的，内行人一看就知道 ，自伤伤口大，他伤伤口小。

公审大会是宣布作战命令的前一天召开的。

公审大会上，部队宣布开除他的军籍，党籍，判处三年有期徒刑。

对他的表现，我实在是不敢恭维，看不起，感到恶心。一个军人怎么就那么胆小呢？一点男子汉的味道也没有。

我觉得男子汉就应该像个男子汉，顶天立地，“怕个吊”。

他真的不是一个男子汉，不是一个军人。

在那场战争中，不是吹牛，我与他就不一样。

部队全部到位后，我们部队又准备在另外一个地方开辟一个新的驻点。

那个地方我们从来没有人去过，资料一点没有，所有情况一点也不明确。

我记得那天晚上政委找我们几个谈话时，我的脑壳都大了。

政委交待我们几个：“部队准备派你们去开辟一个新的据点，给你们一个加强排，你们一定要完成任务。

那天，整个晚上我都没有休息好，情况怎样？能不能完成任务？心里还是有点担心和害怕。

担心归担心，害怕归害怕，第二天早上，吃过早饭后，我们照样上路了。

到那地方一看，啊，原来那里就是抗美援越时我方的一个据点。

抗美援越时，我方将作战物资运送到那里，然后由越方的人员从那里接去，再沿着胡志明大道，送往各个抗美战场。

那个地方的地型，地貌，对方比我方还熟悉。

对方在那里的活动，比我们还方便，还频繁。

我们驻扎在那里，那里和我们大部队的驻地一样，白天是我们的天下，晚上是对方的天下。

在那里，有一天，一声枪响后，我差点倒在了那里。

是一堵土墙救了我。

那里的房子全是“干打垒”的，土墙厚，一般子弹射不穿。手枪子弹一般只能打穿一半，步枪子弹也只能打穿三分二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还真是有点害怕。

我们在那里坚持了一个时期，一直到任务圆满完成。

整个战争期间，我没有退缩过，任务来了，总是争着向前,直至任务完成。

其实，打仗怕死是没有必要的。

打仗时，怕死的人不一定不死，不怕死的人，不一定死。

我们有一位驾驶员，他是一个很好的同志，胆子大，不怕死，工作兢兢业业，任劳任怨，有什么任务，跟他讲一句，交待一下就行了。

有一天，部队的参谋人员要上边境上察看地形。

打仗之前察看地形是正常的。地形和地图往往有差别。会打仗的人总是实地勘察后，再根据地图制订作战方案。

他们去察看地形就是我们的这位驾驶员开着北京吉普车送他们去的。

那时候，边境上的道路很不好走，加上大量坦克上去后，所有的道路都被压成了梯形路，汽车行驶在上面就像跳舞一样，跳个不停。

车辆跳动，制动就不好。水泥路上，30公里的车速，解放牌汽车的制动系数是8米，在那种路上是10多米。

我们的车辆在冲一个上坡，快到坡顶时，发现前方冲来了一辆坦克，我们的那位司机想制动，车辆没有刹住。

前方冲来的坦克速度也快，没有刹住，汽车钻到了坦克的底盘底下去了。

还好，是底盘底下，不是履带底下。如果是履带下，那辆汽车肯定是被压烂了的。

当我们赶到医院时，他们一个个地昏死在医院的病床上，全身乌黑。　当时，我们都哭了，真的有点“出师未捷身先死，常使英雄泪满襟”的感觉。

不该死的是不会死的，再大的危险也不会死。他们遭遇那么大的大难，经过医生一个多月的救治后，一个个奇迹般地好了。

打仗，怕死是没有必要的。

当兵怕死是逃兵。

我们当兵就是要当不怕死的兵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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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：一位越南妇女

部队撤回祖国后，我的一位战友给我讲述了他们的一次战斗经过。战争期间，他在教导队学习，他是随教导队一起参加作战的。

一天他们在攻克敌人的一个据点时，遭到了敌人炮火的猛烈炮击，炮弹像雨点一样打在他们的阵地上。有一位学员躲闪不及，被敌人的炮弹打中了。炮弹爆炸后，他的下半身没有了踪影，上半身，像雕像一样，摆在离爆炸点十几米远的一个地方。

打扫完战场后，他们一个个地憋着一股子气：“给战友报仇！”

又有一天，他们路过敌方的一座村庄时，遭到了敌人的伏击。

伏击他们的是敌方的一伙妇女，女民兵。

“妈的，娘们也敢来欺负我们了！”

男子汉，哪能受得了这种窝囊气，他们火上浇油。

教导队的学员，一个个的都是部队的精英，打仗能手。他们在教导队是学员，一旦分到连队，就是基层的指挥官。

妇女们哪里是他们的对手，三下五除二，只几个回合，学员们就把她们逼到了一间房子里。

房子是用粘土“干打垒”砌起来的，一般子弹打不穿。妇女们倚仗土墙负隅顽抗。

他们喊话，要她们放下武器。

哪想她们很坚决，誓死不投降。

急红了眼的学员们怒火中烧，向房子里投掷了几棵手榴弹。

手榴弹爆炸后，房子里没有了动静，学员们争先恐后冲进房子进行搜索。

大部分人死了，只有一位妇女还活着。她没有死，只负了伤。她见学员们冲进房子来，想举枪射击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位学员的冲锋枪吐火了，一阵枪响后，那位妇女的身上布满了子弹洞。

冲锋枪一个弹夹的子弹是二十多发，大概是24发，具体我记不清楚了。一个弹夹的子弹射出去后，那位妇女的身上就是二十多个子弹洞。吭都没有吭一声，当时就死了。

我的那位战友给我讲述他们的经过时，手舞足蹈，眉飞色舞，完全是一付胜利者的姿态。

我听得毛骨悚然，全身发怵，背都凉了。

我觉得太残忍了。

有人说我是怜悯敌人。

我也承认，在那种情况下，不打是不行的。我们不杀了她，她肯定会伤害我们。

但是，那是一条命啊！

一条活生生的命一阵枪响后，就没有了。

一个生命没有了，难道是她命该死?

不是的。不是她命该死，而是她做了战争的牺牲品。

一个平民百姓，如果不是战争，他怎么会成为战争的牺牲品，怎么会被打死?

这全是战争的错！

是战争把她逼成了战争工具，是战争把她变成了战争的牺牲品。

错，全在战争。

当然，今天我写这篇文章目的，不是追究谁的责任，也不是说那场战争我们打错了。

那场战争，的确是他们占领金边后，我们才开始打的。他们占领金边，我们作为金边的朋友，谁受得了这份气，谁不义愤填膺？当时，部队的声音一边倒，我也是坚决主张打的一个。

我今天想说的，就是战争太残酷了，我不希望战争，我希望和平。

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的目的：

就是希望世界和平！永远和平!！以后少打仗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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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：一个越南小孩

部队撤回祖国后，我记得还有人给我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。

一天，他所在的那个部队经过多次战斗后在一片树林中休息。

战斗间的休整是非常重要的。每一次战斗后，部队都必须进行休息和休整。只有休整好了，下一次战斗才会有战斗力。

战士们有的在擦枪，有的在清理弹药，有的在吃干粮，有的在瞌睡。

首长们在开会，研究下一次的战斗方案。

部队休息时是放了“警戒哨”的。

部队休息时，都必须放出“警戒哨”，目的是保证部队的安全。

有了“警戒哨”, 按理说部队的安全基本上是有保障的了，是没有问题的了。

我记得我在前线有一次关于“警戒哨”的经历，那是部队撤回到广西靖西后我的一次惊险经历。

那一天，部队撤回祖国后，我们很高兴，我和我的几位战友一起去另外一支部队找战友。去的时候时间有点早，我们没有问那一天的口令。中途耽误了点时间，到晚上才到战友那里。战友的连队正在放电影。我们几个人进入他们的驻地时，哨兵端起枪就喊：“口令”! 我们几个人一时答不上来，吓坏了。还是我反映有点快，连忙用湖南话高声大喊，找“×××”。哨兵是湖南人，听到我用湖南话喊他们连长的名字时，他就让我们进去了。

战场上，口令不对常出事。

战场上，口令不对，哨兵有权开枪。

那天，我们几个人的命还是有点大，差点没有死在战场上，而是死在了自己的哨兵手里。

但是，战争期间，情况总是千变万化的，有些事情，想都想不到。

部队正在休息，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了一个小孩，大约七、八岁。

南方人本来就矮小，几岁的小孩更看不上眼，哨兵没在意，只当他是一个顽皮的孩子，任由他乱窜。

在哨兵没有注意的情况下，他转来转去，转到了首长们的背后，抽出手枪，朝一位正在说话的首长就是一抢。那位首长应声倒下了。

部队抓到那个小孩后，审问他“你为什么打我们”！

小孩叽里咕噜了一会，大意是说：“你们打了我们”。

我们打了他们，他就要打我们，这是小孩打我们的理由。

对于小孩，我有点同情。他是单纯的，无知的。他的“你们打了我们”是他的童真，本能。可惜，那是战争时期，如果不是战争，他将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。

战争，造成了人性的变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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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：一个越南老头

这是我们回撤时抓到的一个俘虏。

我们在攻克谅山后，上级就命令我们撤军了。

接到撤军命令时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。

 当时我们正在一座山岗上休息。胜利后的心情总是高兴的。我们斜躺在山坡上，吃着干粮，望着南方，湛蓝的天，翠绿的山，清清的水...，空气中虽然弥漫着战争硝烟的味道，南国的风景已经把我们迷住了。“好好打，加把油，我们就要到河内了”。正在我们美梦连连的时候，撤军的命令来了。沮丧，不可理解，“怎么就撤军了呢”？困扰着我们。

军令如山倒，我们只好撤军。

我们在回撤的路上，遇到了敌人炮火的射击。

那一天，我们正在过一片开阔地带，敌人的炮火打来了。

敌人的炮火打得很准。一颗炮弹袭来，我们就损失一台汽车。我们损失了好几台车辆了。

我们知道，我们遭到了敌人"观察哨"的盯梢，在我们附近的某个地方肯定有敌人的“观察哨”。

我们派出战士进行搜索。

那时候我们打仗是没有“卫星定位器”的。炮兵打炮完全靠“观察哨”指挥。炮兵的“观察哨”就是炮兵的眼睛。炮兵有了“观察哨”就像炮弹长了眼睛，一打一个准。

那时候，“观察哨”在炮兵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
就大炮而言，当时我们使用的大炮还不如敌方的大炮。

我们当时使用的大炮，绝大部分是“文革”时期的产品，质量差，炮弹打不远，爆炸力不强，有时候还有“臭弹”。

“臭弹”是最让人讨厌的。

你发射时，它射不出去，眼睁睁看着目标消失。

你停下来，有时候它还会自爆伤人。

那时候，炮兵有“臭炮弹”，步兵有“臭子弹”，我们工兵也有“臭地雷”。

我们常常引爆“臭地雷”。引爆“臭地雷”就是去把那些无法操作，安全性能不好的“地雷”炸毁。

这些都是“文革”的恶果。

敌人使用的大炮，有一部分是我们支援他们的。抗美援越时，我们支援了他们大量的武器。其它是苏联给他们的。

我们支援他们的大炮也比我们自己使用的大炮要好用。

那时候讲究无产阶级国际主义，抗美援朝时，我们是用最好的大炮支援他们的。

苏联给他们的大炮比我们使用的大炮质量更好，打得更远，威力更大。经常是我们的炮火打不着他们，而他们的炮火能打着我们。这在战场上是要命的。于是常常是我们发射了炮弹后，炮位马上转移，如不转移，就会遭到他们炮火的报复。

“观察哨”在当时的战场上起着很重要的作用。

我们的战士在一条公路下面的一个涵洞里抓到了敌人的“观察哨”，是一个50多岁的男人。

我们抓他时，他正在用无线电报话器与敌方联系。

我们抓到他后，敌人的炮弹就打不准了。

我们把他带回了国内。

吃中午饭时，我们看到他很饿了，给了他一大碗饭，他很快就吃完了。

他能说点普通话。吃过饭后，他想抽支烟，要我们给他一支烟抽，我们满足了他的要求。

我们没有虐待他。

他说他几天没有吃饭了，很饿了，感谢我们给了他一碗饭吃。

实话实说，不管过去还是现在，越南的生活都比我们差，过去更苦，这是长期战争的结果。

他一边抽烟，一边跟我们讲：他有三个儿子，老大在抗美战争中牺牲了，老二、老三在柬埔寨打仗。

我们问他：“你为什么要指挥炮火打我们”？

我看见他的脸色马上变了，并且带有愤怒的样子，“你们打我们”。

他带有愤怒的样子，我想，这可能与抗美援越有关。抗美援越时期，为了抵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，我们是同志加兄弟。越南统一后，我们是敌人，他可能感到很痛心，于是，就有了愤怒的样子。

对于那位老人的“你们打我们”，我感到非常反感。我们打他们，他们就要反抗，那他两个儿子在柬埔寨打柬埔寨人又怎么说？只许他们打别人，不许别人打他们，这完全是强盗逻辑，霸权逻辑。

从他的话语里也看出：他们的反抗，态度很坚决。

“我们打他们，他们就要反抗”，看来这是他们当时的一种普遍心态，普遍民意。

打烂一个国家容易，要打垮一种民意难!

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上级的撤军命令是完全正确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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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；我们部队医院里的一位小护士

一九八二年底，部队派我去“法卡山”执行一项战斗任务。

“法卡山”，是广西中越两国边境上的一座大山，是一座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大山。谁占领了该座山，谁就占领了有利地形。

一九七九年“自卫还击”战争后，双方在边境上打的仗，主要是争夺两座大山。广西这边是“法卡山”，云南那边是“老山”。

为了争夺这两座山，双方投入了大量的兵力，物资。

这两座山的争夺战，打了七、八年，大概是一九八七年结束的。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，那时候我已经转业了。

这两座山争夺战的激烈程度超过了抗美援朝时的“上甘领”战役。你占领了，我用大炮打你。我占领了，你用大炮打我。山头被炮火打掉了好几米。

为了保障我方山顶战斗的需要，我们在我方山脚下进行坑道作业。

我去执行的战斗任务就是保障我方山顶战斗的需要。

任务完成后我回部队。

返回部队时，我是自己开着车回去的。

回到部队后，我站不起来，下不了车。通信员问我：“所长，怎么还不下来？”我说：“我站不起来了”。

那时候，我们这些野战兵，长期在边界线上战斗，精神紧张，生活艰苦。每天都有枪声，每天都有子弹从头顶上飞过，常常坐立不安。

我很讨厌那种只听得见，看不见的枪声。常常不知不觉，一颗子弹“吱”的一声，从耳边飞过，我们总会吓一跳。

我喜欢要打就打，哪怕是死也不怕。就怕要打不打，没完没了。

因为长期紧张的战斗生活，繁重的工作任务，我病倒了，体重下降到90来斤。

我个子有点大，90来斤是很瘦了。我记得那时候我站着就坐不下去，坐下了就站不起，部队没有办法，只好送我去部队医院治病。

我住在医院里，心情也很不好，心里烦，什么也看不惯，又容易发火，动不动就发脾气，还不爱说话。

我们科里有一个护理兵，不知道是故意跟我捣乱，还是有意跟我开玩笑，总是给我找茬，和我过不去。

她给我拖地板，总是把我的鞋子弄得这里一只，那里一只,我常常找不到。她给我抹桌子，总是弄许多水，不给我抹干净。她打饭时，明明是该我了，不给我打，等其他人打完后再给我舀，常常弄得我鬼火冒。

有一天开晚饭，我去得有点早，想早点吃完饭后去办其他事情。

那天又轮到她值班了。她故伎重演，想气气我。我火冒三丈，拿着碗就给她砸了去。这下她输不起了，哭着鼻子跑了。

第二天上午医生查完床后，护士长找到我，问我昨天开晚饭时的事情。我只好原原本本地给护士长作了汇报。

护士长肯定是先我去做了那位护理兵的工作的。她听完我的解释后跟我说：“她是一个烈士的妹妹”。

护士长也是一个从战场上下来的老兵，她知道“烈士”这个词在我们这些从战场上下来的人心目中的份量。

我惊了一下。

她又跟我说：“她还是你的老乡呢”。

“老乡？”我不由自主地反问了一句。

护士长管护理兵，护理兵的籍贯护士长理所当然知道。

我是医院的病员，护士长从病历上知道了我的籍贯。

护士长用“烈士”和“老乡”来和我谈话，我只有认虚。

护士长跟我谈了一会儿后问我：“你能不能去道个歉？”

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护士长,“好”。

护士长带着我去给护理兵道歉。

那天，正好护理兵的父亲来看望护理兵。

护理兵的父亲是我们县里一个部门的领导。他的儿子牺牲后，他很悲痛，很思念。他的女儿顶替他的儿子参军后，他常常来看望她女儿。他女儿的医院离他儿子的安葬地不算太远，他在看望他女儿的同时，也常常去他儿子的墓地看望。

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那天，护理兵的父亲跟我谈了许多，说到伤心处时，两眼泪水涟涟。

是啊，哪位父亲不爱自己的儿女？尤其是白发人送黑发人，那是父母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痛！

他流着眼泪跟我说：“我现在走得动，常来看看他。如果走不动了，哪怎么办啊？”

我坐在他的旁边，双眼跟着他默默地流泪。

是啊，相隔千山万水，将来怎么办呢？

联想到其他战友，那么多的战友，他们静静地躺在南疆。

他们是为了谁呀？

每当我回想起他们时，心里就难受。

他们都是祖国的优秀儿女啊!

我们一定要永远记着他们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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